转眼,又到了端午，才发觉每年的春天好像都是如此短暂。提起端午，铺满我脑海的总是故乡阳光明媚的初夏。

　  天蒙蒙亮，一家人已经精神抖擞地走在上山的路上，大人们排成一列，孩子们叽叽喳喳像欢快的鸟儿，围绕在队伍四周。清晨薄薄的雾气里，耳朵上夹着的艾草吸饱了空气中的水分，急不可耐地散发着它那独特的气味儿，涨得我身上的每个毛孔都兴奋地舒张开来。每年过节我总是这样的，在兄弟姐妹们奇怪的眼神里，把艾草别在耳朵上，一边跑一边任由它们在耳边跳着炫耀的舞蹈。身上没有艾草还怎么算过节呢？这一刻我仿佛比他们都牛气。

　　 登高要趁早。我们来到山顶，已经有些人三五成群地在那里欣赏锡伯河谷的美景。一直等到下山，太阳都还没出来，却发现街上人家的大门都已经挂上了艾草、柳条和纸葫芦。那纸葫芦红彤彤、明灿灿，雄赳赳地挺着肚子，甚是讨喜。它们跟旁边垂头耷拉脑的艾草和支棱着的柳条一起，构成了一幅凌乱又和谐的画面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挂纸葫芦。但葫芦在古人心中确是吉祥福瑞的灵物，有化煞收邪、趋吉避凶的妙用。

　　 远望荆襄地，登舟唱楚骚。这个南方色彩浓厚的传统佳节，不知道是不是熏染了一些巫楚文化，总有些这样那样的讲究。另一个印象比较深、带着神秘色彩的当属孩子们手腕上那一缕缕“五彩线”了。刚开始戴上，感觉自己走路都在飘。前一天学校还没放假的时候，大家就争论起来，谁的好看，谁的结实，谁的花样多，谁的用料考究……俨然一个比拼女红和家风的竞技场。小小的五彩线，寄托了祝福，承载着自豪，更流淌出一个家的基因。正因为如此，等过了端午，手腕上的五彩线怎么处理，就成了一大难题。有的不以为意，随手扔了；有的恋恋不舍，等到别人笑话才扔掉；有的遵循着古老的传统，经过一些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程序，顺理成章地扔掉；还有的把它当成护身符，一直戴过整个夏天，睡觉洗澡都不舍得摘下来，最后变得油黑锃亮。

　 　谈起人们过节的主题，无疑是粽子。它是主妇们的必修课，是孩子们嘴上的念想，是家人团圆的盛宴。从第一眼看到妈在灯光下包粽子，我便爱上了它。很多次，我跟妈学着包，从三片叶到四片叶，从江米到黄米，从红枣到葡萄干，几年过去，我只包成过屈指可数的几个瘪粽子。以至于后来我要帮忙，妈总说：“你快别渲事啦！”这是赤峰话，本来是哪两个字不清楚，但我觉得用“渲事”挺形象的。包粽子这件事，我总是架势很大，效果甚微，有时候还帮倒忙，也只能起个烘托、渲染气氛的作用罢了。

　　 我自己虽包不成，但还是喜欢在妈身边静静看着，看着她变戏法——四片长长的苇子叶叠在一起放到江米水中一过，就成了一个牢不可分的整体；双手一拢，片状的叶子卷成了一个完美的漏斗；左手掐住，捞出几把江米装在漏斗里，中间适时地埋入红枣，等米凸出斗沿少许，便盖上“盖子”；一顶、一握，大概的形状便出来了；细长的马莲叶是天然的丝线，随便扯一根，蝴蝶穿花般地绕几圈打上结，一个坚挺饱满的粽子便成了！这寥寥五个步骤，对于我来说简直是难以逾越的高山，而对于妈，每年这个时候她会专门腾出一天，白天赶集置备东西、晚上包粽子。一个接着一个，一盆接着一盆，那么多粽子一夜之间像从流水线上走下来。

    昨晚与妻通电话,问妈在干嘛，妻回答，妈在包粽子呢。一瞬间，我又看到了灯光下的她。她的动作依然是那么轻快，那么不可思议，但握粽子的不再是我记忆中那双细腻秀美的手，那双手皲裂、粗糙，掌间布满了老茧,指关节微微有些变形，她就用这双手一个接着一个、一盆接着一盆地忙碌着。今年包粽子，我又没在她的身边。想想这是第几年了？……很久了，从到北京上大学起，我就再没跟她学过，哪怕坐在一旁静静地看着。想到这儿，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淌了下来。妻听到我这边没了声音，问我怎么不说话，我顿了顿，说，让妈少做点，过节我尝两个便好。妻笑了，妈说这次你过来，粽子管够。我没办法再答。为了能让千里之外的儿子吃上这十二年来第一口自己包的粽子，她不辞劳苦。

　　  转眼,又到了端午，才发觉每年与家人相聚的时光都是如此短暂。提起端午，铺满我脑海的总是妈包粽子的样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