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村委会收到再审判决书了，土地判给了村集体！”近日，甲社村民代表激动地向我说。这场始于上世纪80年代开荒，历经两次调解、两次诉讼的土地之争，在民事检察的有力监督下，终于以法律还原了事实，以证据消弭了争议。

2025年初春，在乌拉特前旗政府信访调度会上，一份涉及甲社50余名村民联名信访的材料引起我的注意。村民反映，甲社与马某某等3人的土地承包纠纷多年未解，矛盾随时可能激化。会后，我立即组织民事检察部门干警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。

经查，上世纪80年代，乌拉特前旗水利局开垦某村1100亩荒地并建设配套水利设施。2003年，水利局将该地块经营权转让给马某某等3人。2009年，因土地权属争议，经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，双方签署人民调解协议书，约定其中650亩土地由马某某等人“按二轮土地承包政策经营”，剩余土地归村集体。

2019年，双方又因650亩土地权属引发争议，经调解，甲社收回其中360亩土地后转包给第三方。2024年2月，马某某等3人起诉要求返还土地并确认650亩土地承包期至2039年。2024年5月，法院判决认定甲社违约收回土地，判令其返还360亩土地并确认承包期至2039年。判决的执行引发村民集体信访。

翻阅法院卷宗时，判决书第5页“原告耕种650亩土地承包期限为2009年5月6日至2039年5月5日”的表述，与村民信访材料中“二轮承包1997年起始”的说法明显矛盾，这让我意识到案件可能存在事实认定偏差。

2009年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关键。为核实真相，我带领办案组多次赶赴甲社，找到了一份2009年5月5日的原始调解笔录。这份手写笔录明确：“剩余土地650亩在国家土地政策不变的情况下，按二轮土地承包政策经营。”而我国二轮土地承包期始于1997年、止于2027年，与判决认定的承包期存在根本性冲突。

为固定证据，办案组走访当年调解见证人、原调解干部、村民代表等20余人，证实“按二轮土地承包政策经营”是当时达成的共识。协议附件的手绘土地示意图与现存机井位置吻合，2019年的调解协议、后续土地承包及转包协议，均佐证土地流转事实，而马某某等人在2024年起诉前从未主张过权利。

充分核实案件事实后，2025年4月28日，我院召开公开听证会。办案组详细阐述调查情况与法律依据，人民监督员、听证员经讨论，均认可我院查明的事实及适用法律意见。因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，4月30日，我院依法制发再审检察建议。8月26日，法院再审全部采纳检察建议，撤销原返还土地判项，明确“2009年协议承包期限随二轮土地承包政策终止而届满”。

当改判文书被送达时争议土地上的玉米已泛起金黄，这场跨越多年的土地纠纷，终于在检察监督下拨开迷雾，获得圆满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