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者按 刑事立案监督,难在“起点把关”。近期,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一批检察机关办理刑事立案监督案件典型案例,集中展现检察机关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,持续强化法律监督,落实刑事立案监督制度的实践成果。办案中,检察机关围绕“应当立案而不立案”“不应当立案而立案”的问题,进行实质性、精细化审查,确保定性准确、罚当其罪。本期观点·案例关注该批案件中的定性分歧与证明困境,聚焦精细化审查,以“三个善于”深入破局。
14岁未成年人在医院接受局麻手术后留观时,麻醉科手术室护士冯某利用手术室内无其他医护人员在场的条件,两次超出正常诊疗必要范围触碰被害人胸部、下体。被害人因局麻药物影响、左臂活动受限,且对医护人员存在天然信赖,全程未作出肢体反抗。后被害人感到异常且心理阴影挥之不去,告知父母,其父母报案,某公安机关给予冯某行政处罚,被害人父母向检察机关申请立案监督。
争议问题:冯某的行为是否构成强制猥亵罪?
第一种意见:坚持文义解释,认为强制猥亵罪的强制是指暴力、胁迫带来的外在压制力,其他方法须与暴力胁迫具有同质性,均为有形强制手段,不得随意扩张适用。
第二种意见:坚持实质解释,认为该罪所要求的强制不限于显性暴力胁迫,应结合具体场景综合判断,达到与暴力胁迫相当的强制效果即符合客观要件。
分析论证:本案核心争议焦点为行为人未使用物理强制,也未以恶害相威胁,被害人未作出肢体反抗,能否认定属于刑法第237条规定的“其他方法”。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:第一,强制猥亵罪保护的法益是被害人的性自主决定权,立法设置“暴力、胁迫或者其他方法”这三类行为方式,核心判断标准并非行为人是否使用有形暴力,也非被害人是否作出明显反抗,而是猥亵行为是否实质剥夺了被害人表达拒绝、选择反抗的可能性。刑法第237条中“其他方法”作为兜底条款,其与“暴力、胁迫”行为的等价性,更多应体现为对被害人反抗能力的评价。
第二,司法实践中,此类案件常陷入两个认知误区:一是将“强制”理解为物理暴力,认为无殴打、无威胁就不符合构罪要件;二是将被害人无明显反抗直接等同于默许自愿,机械沿用以往性侵案件办理中“无明显反抗即无侵害”的形式化认定思路。这种判断完全忽略了性侵场景的多样性——当被害人面对的是具有专业权威的身份关系、处于封闭无援的空间、自身因生理或药物原因不具备反抗能力时,其沉默、静止的状态本质是强制作用下的被动服从。如果仅以“有无拳头、有无挣扎”区分治安违法与刑事犯罪,大量利用优势地位、认知弱势实施的隐蔽性侵,都会被挡在刑法评价之外,完全违背本罪的立法初衷。
第三,结合本案事实,冯某的行为完全符合“其他方法”的实质强制要件:其一,其利用医护人员的身份优势,在医患天然信任的不对等关系下,使14岁的未成年被害人对其异常行为缺乏合理预判与拒绝勇气;其二,选择主刀医生离场、无第三方在场的封闭手术室实施侵害,彻底切断了被害人向外求助的可能;其三,被害人刚接受局麻手术,神志与肢体活动能力均处于被抑制状态,本身不具备当场反抗的身体条件,应当以刑事犯罪评价。